书名：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
作者：[意]鲁格?肇嘉
译者：高岚董建中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内容简介：
纵观人类的整个战争史，可以明显看到偏执与妄想狂的幽灵显现。这些偏执狂手握阴谋论的大棒，简单粗暴，却又注定会受到大众的追捧。这样一种简单、有效的观念，把新生的反抗力量毒杀在摇篮中。相反，民主与和平的再生，需要承诺、牺牲和理性——这些心智过程却又无法如此迅速地激发或感染群众。无处不在的偏执狂，制造了人类一场场的浩劫。
在《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一书中，心理分析家鲁格肇嘉将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原型理论作为剖析偏执狂的方法与应用。作者从神话入手，通过古典时代（埃阿斯）与两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和斯大林）中的偏执狂意象，去探索种族灭绝过程及种族灭绝心理的现实意义。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轻度的偏执与妄想，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之物。书中没有把偏执与妄想视为一种疾病，而是视为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群之中的可能性。但是，这个心理特性或许也能够出现在任何日子里、任何人身上。它是我们内心的小“希特勒”。
作者简介：
鲁格?肇嘉（Luigi Zoja）
心理分析家，曾任国际心理分析学会主席、意大利心理分析学会主席，著述丰富，包括《父性》《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成长与愧疚》等。其著作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出发，结合分析心理学的专业视角，有相当的哲学意涵。
书摘正文：
前言：埃阿斯的疯狂
借助神灵，无名小卒也能凯旋；
既无神灵，我自信也能获得荣耀。
——索福克勒斯，《埃阿斯》
（Sophocles，Ajax，767-769）
在戏剧开始之际，那无可挽回之事已经发生。
埃阿斯知道，结局即将到来，并相信自己会胜利。凭借无可匹敌的力量及勇气，他的战盾（arm）已经完成了勇士的职责。他已经彻底击败敌人。为何敌人的毁灭不可以是他的胜利？他的战盾随其心思，随其心思而来的是怀疑。从那时起，他放弃了事实及理性。埃阿斯仅感兴趣于一个事物：被承认是最强者。既然他仅感兴趣于一个事物，既然他的人生仅仅与此关联，他的人生就是孤单。他的思想总是孤独。但是，人际与兴趣的缺失有悖心灵的本性，心灵便会有满足空虚的反应。现实中被拒绝的存在，渐渐在心中重新出现。拒绝成为现实，则化作噩梦与强迫，成为猜疑。人所想要拒绝之物，则依此姿态成功返回。埃阿斯的心智生命是一个随时会爆发的郁积怀疑。
但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仅仅是心智表象的东西，曾经一度是神灵之幽灵（apparition）。那些神灵不喜欢这个强壮但顽固、公正但莽撞的人。他的正义感太过于简单。当神灵想要毁灭一个人的时候，便开始使他失去分寸感。埃阿斯似乎不需要神灵们，他拒绝他们的帮助。
这样一个人物——在大地上孤立，甚至在天国也孤单——会遇到严重风险。人类理性必须屈服于高级别力量。“全能”并不是一种人类特质。绝对不受人及神灵的约束、没有限度或锚定（anchor），则心理会迷失自身。
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悲剧”开始时，神灵们就已经使得埃阿斯的心意飞离，不再受锚定，如同那强健、高傲、孤立的鸟（鹰），按照品达（Pindar）的说法，其名字是由宙斯给予他的。
而品达爱埃阿斯，他是多么爱埃阿斯啊！我们能够理解它，因为在我们看来，古典世界的感情，既如此遥远又如此贴近。荷马、品达、索福克勒斯是那个英雄世界的创造者，但他们自身也是那个世界中的英雄级人物。奥德修斯（Odysseus）与埃阿斯相互叠加，但荷马、品达、索福克勒斯也相互叠加。如果没有我们对于这些作者的想象就无法想象这些人物形象。品达与荷马决斗，就正如埃阿斯与赫克托耳（Hector）击剑。品达的脉络，是不停地攻击荷马，指责他赞誉奥德修斯及贬低埃阿斯。
埃阿斯是一个可靠、直率、简单的人物。他本来并不符合史诗的丰富描绘。在荷马与奥德修斯之间——在作者与该人物之间——的相互情绪流动中，后者呈现了复杂性、多变性、适应性。奥德修斯甚至脱离奥德赛去描述自身：“在需要狡猾者之处，我就是如此之人。”那就是该传说的说法。奥德修斯是一个长诗中的核心人物，诗中不断地交替出现歌谣及主题。他无法仅如埃阿斯般地阳刚好战：他不得不同时具有一个女性面向。奥德修斯享有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的喜爱，他充分拥有一个天赋，首先就在于他的想法多异——而不为单一所窘迫。奥德修斯是复杂的，并且相当执拗，如同神灵们自身。奥德修斯尊重并且畏惧神灵，因为他理解他们。
因此，诞生了奥德赛。
前言
原本不可能写出一部关于埃阿斯的史诗。正如不可能仅用一首曲调写出一首交响曲。埃阿斯只能够是一阙悲剧主题，而非一部史诗主题，但是时、空、力的独一无二的结合造就了这个如同英雄本人一样简洁而紧凑的可信故事。因此，这位很可能最伟大的悲剧作家，把自己的全部悲剧中的很可能的第一个，奉献给了埃阿斯（约公元前445年）。
索福克勒斯在自己的第一个戏剧中，描绘了悲剧意念的伟大及不可能性。
因为悲剧意念与偏执狂意念是不相容的。它们是相对立的。悲剧不仅旨在娱乐，而且旨在教化，向人们宣教人生的矛盾性：人想要善，却助长了恶；人类仰赖于虚无，因为它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埃阿斯的不对劲，不是因为他犯下任何具体错误，而是因为在向偏执与妄想屈服时，他受到一个孤立观念的支配，而不去注意人性的复杂性。自从那固定的观念被揭示给他，他就相信自己已经把握了人生中的最重要之事。
相比之下，当埃阿斯首次不是履行一个职责而是做出一个选择，他就成为他自己——具有某种真实的性格，表达了某种人格特质。那瞬间是不可避免地短暂，因为他所做出的选择，是去死亡。
为了创造这个悲剧人物，索福克勒斯用夸大的方式极力刻画了埃阿斯的力量及傲慢。品达应当会谴责索福克勒斯而非谴责荷马：对于荷马来说，埃阿斯从不曾对神灵们傲慢。
在希腊人围攻特洛伊的战场上，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开始登场。在那场景上，我们最初看到的人物，不是埃阿斯本人，而是雅典娜与奥德修斯。奥德修斯告诉女神：军队的牲畜被杀死了，牛及绵羊都漂浮在一个血湖中，据说它们是被埃阿斯杀死的。
雅典娜平静地控制住形势。
阿喀琉斯（Achilles）死后，必须做出决定：要把他的武器给予哪个希腊人。备选者随即被缩小至埃阿斯与奥德修斯。评审团偏向于奥德修斯，因为奥德修斯的忠诚同盟者阿伽门农（Agamemnon）及墨涅拉俄斯（Menelaus）在其中占优势。所以，雅典娜决定：赢者应当是最有能力者，而非最强壮者。埃阿斯的孤单再次不利于他。但是孤单会助长怀疑，而怀疑会增加敌人的数量及重要性。不信任会进一步助长不信任。为了在孤单中存活，人不得不依赖于战斗力量，而阿喀琉斯的武器是其最高象征。逐渐地，埃阿斯的内心得出结论：没有其他选择。阿喀琉斯的武器不再是一个奖励、一个可能性，而是一个必要之物。武器是一切事物。而且，只有武器能够赢得武器。
埃阿斯在夜晚离开了自己的帐篷。他携带自己的剑，去杀死那三人：奥德修斯、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他必须立即去做，因为这时，他心中的偏执已经被说服：许多人都是他的敌人。更甚者，它还有一个非人的敌人：时间。当偏执建构出自己的核心观念，就要立即行动。正如它无法忍受思想的虚空，它也无法忍受时间的虚空。它不容许耽搁。
然而，为何他的三个敌人活着，那些动物却被屠杀而死？那是因为，雅典娜已向埃阿斯的心中投入虚假表象。她的说法是：她用谵妄与死亡之网迷乱了他。
埃阿斯的心智景观，一旦被剥夺了其所习惯的孤立，就需要人性表象。女神雅典娜提供了一些。但她所提供的表象是虚构的。埃阿斯杀死了那些动物，而非他的敌人。他的陷阱，就是过于依赖孤寂及怀疑所产生的自我欺骗。
雅典娜微笑着对奥德修斯说：“嘲笑自己的敌人，不就是最甜美的笑声？”偏执使人变得荒谬可笑。但我们也能够反转这一看法：来自他人的笑声再次唤醒沉睡的偏执狂。任何人都会变得焦虑——如果别人笑他，而他不知道他们为何在笑。因为笑声也如同好斗情绪，会感染团体。笑声经常是另一种伪装下的攻击。当“怀疑”看到敌人，最可恨的敌人不是带着刀剑，而是带着笑声。但“怀疑”是否“发现”或“创造”了朋友？几百年之后，但丁（Dante）也表达了一种相似的迫害恐惧：“所以你们之中的犹太人不发笑。”基督徒的过失在引来神圣惩罚之前，先引来了犹太人的嘲笑。
不能够发笑，是偏执的最古老症状。发笑的能力，是针对这种邪恶的最本能防御：对于一直是偏执发作受害者的犹太人来说，它是一种传统的防御手段，这并非无缘无故。莎士比亚说：能够微笑的被剥夺者，会反过来偷取剥夺者的东西。
古希腊剧作家们，借助于把“悲哀的悲剧智慧中所升华出的悲伤”，替换为“在释然的喜剧笑声中所升华出的冲突”，来寻求实现平衡。悲剧与喜剧必须一起上演。狂欢（kómos）（因而“喜剧”）是“受到集体热情感染的人群”（最初是微醺的青年人在夜晚游荡于街道）。喜剧的平衡，包括把破坏性嘲笑转变为一种明智且善意的微笑。
但在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中，笑声无法被微笑所救赎。作为该悲剧观众的我们知道：埃阿斯的心理是可笑的——缺乏“内省、好奇、女性敏感”。埃阿斯的心理实际上是空虚的。既然自然法则要求：空虚要被填充，则在他的心理中就出现一种感觉——有事要发生。一个不为人知的新奇事物，虽然其心理有所顾忌，但也信任之，因为这正是其需要的。当心理等待这一新奇事物，其焦虑逐渐增强。最终，心理简单者将会如此：只要被提供一个敌人，就会自相矛盾地使得他感到更平静；更确切地说，是感到在交战中，使得他感到更平静。因为到此阶段，在他眼中，那二者之间并无差异。重要之事是，不再“不得不生活在不确定性之中”，不再必须做出可怕的尝试理解之努力。偏执逻辑的简化机制将能够流畅地起作用：敌人的在场解释了一切。“存在一个阴谋”之怀疑已经变得确实。
雅典娜把埃阿斯叫出他的帐篷：“埃阿斯，我的朋友，这是我第二次叫你……但是告诉我，你是否让希腊勇士的血湿润了你的剑？”“这是我的自豪，我不会否认它……现在，他们不再能够污蔑埃阿斯……让他们试试，既然他们死了，试试拿走我的战盾。”“莱尔提斯的儿子怎么了？你对他做了什么？”“他是我的受欢迎的客人，就在那里，在锁链中。”“你会怎样对待他？”“首先是鞭打。让他后背血淋淋地死去。”然后，埃阿斯返回自己的帐篷。雅典娜本来并不真的想与他说话，只是把他指给奥德修斯看。场景结束于后者与女神的一个短促对话。这个对话不再涉及埃阿斯，而是涉及每个人类的命运。
埃阿斯似乎过着一种公正的生活。然而一瞬间，他的存在被神灵毁灭。我们是阴影，会被一个随意的手势抹去。绝不要因你的所是而自豪！奥德修斯承认：当我为敌人的命运哭泣时，我也是为我自己。
夜晚结束了。光明返回海滩，返回意识海岸。埃阿斯的情人塔美莎（Tecmessa）听说了这场对动物的屠杀，但不知道它们属于何人。埃阿斯的水手们齐声说知道它们属于何人，但不知道何人杀死了它们。塔美莎与水手们交换信息，获得其所需要的情况。从而，悲剧真相完整了。
看到那血腥——鲜血及动物残体——埃阿斯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塔美莎告诉了他，其作为勇士的荣耀，现在也被粉碎了。那荣耀被嘲笑包围。最强健的手臂向山羊及羔羊举起它的长剑。这样的处境是不堪忍受的。“看看一波致命风暴是如何围绕我飞旋、压倒我的……在这里杀死我，在这些动物中间。”但是，最无法忍受的是他的敌人正在嘲笑他。
只是在这场杀戮之后，他才开始从偏执与妄想中重新清醒：所以这重新清醒并没有令他解脱，而是把他锁入一个永恒的懊悔之狱。
埃阿斯让塔美莎把他的儿子带来。他温柔地向他说话，表达自己的希望：他将拥有父亲的品质，但比父亲运气更好。塔美莎向埃阿斯说话，提醒他家庭的甜蜜、生命中确实的内容、爱的甜蜜。这些东西都受到“关系”的滋养，存在于“关系”中：如果他死去，她及孩子也会只剩下悲哀及羞耻。但这些是人类的话语，由生活在复杂人性之中的人类一员说出。这种话语更是与埃阿斯格格不入。
首先，埃阿斯不是生活在人类中。他独自生活，沉浸在怀疑中，沉迷于一个孤立观念。生活在人类中的一个人，是生活在“联合起人类”的集体责任中的：共同的价值，例如对家庭的尊重。但是生活在怀疑中的人，不是生活在人类中，而是生活在敌人中，其面对敌人的唯一责任，是击败他们。
并且，埃阿斯在自身中否定我们称之为“女子气”的全部心理特质。他无法理解一个女人，也无法从自己的意识中提取战争情绪之外的任何其他情绪。索福克勒斯以清晰的象征，叙事地表达出这个情境。如同在迈锡尼人（Mycenaean）的社会中经常发生的，塔美莎是在战争中被俘获的，后来成为埃阿斯的情人，以及他儿子的母亲。但是，埃阿斯仍然把她当作奴隶来对待。他给她下命令。他在她身上寻求某种安慰，但没有“与她对话”之概念。或许，他会发现这是不体面的。正如他与这女个人的关系是强迫的结果，他与自身人格的更女性部分的关系，仅仅是一个“力量与支配”之事宜。那些部分必须臣服于男性意向——即仅有的被允许显现的自身意向。埃阿斯不感兴趣于“寻求纽带”的女性意向，不感兴趣于美感或情爱，不感兴趣于遭遇或仪式：他不感兴趣于“伯里克利（Pericles）所说的、被希腊人创造出以便从生活中驱逐出悲哀”的东西。
在如此大的痛苦之后，该悲剧似乎被净化了。埃阿斯令我们惊奇，他明智地向自己讲话。他说，我们必须尊重家人的感受，做有利于家人的事。每个事物都是相对的：风暴随后是平静；夜晚随后是白天；夏季随后是秋季。于是，人必须想到：敌人能够变为朋友，朋友也能够变为敌人。
埃阿斯本来最想从希腊人接收到阿喀琉斯的武器作为礼物：来自他自己的人民。然而，他从一个敌人，赫克托耳那里接收到自己最后的礼物。这是有意义且具象征性的：因为埃阿斯的心理，仅仅在他与一个对手的关系中，才向某个事物开放，才接收一个礼物，而在友谊或情爱的关系中则不会如此。在一次高贵的决斗后，埃阿斯把自己的腰带给了赫克托耳，后者则把自己的剑给了前者。埃阿斯说，他将把它埋葬在海滩上的一个隐秘地点。他并且说，接受朋友的礼物是可耻的。但是我们作为其话语的听众，并不那么确信它就是可耻的。
这些话语在观众中激起分裂、矛盾的感受。悲剧反语，正如其使命，是在“敏感的对比阐释”的语言中，表达其自身。
埃阿斯不再谈及死亡与血。或许他是在与命运和解？是否他暗示感受到与自身的和解？是否他放弃了自杀的想法？埃阿斯的话语是暗示、歧义的。悲剧经常使用这种语言，为我们制造出悬疑。但在此有一个更深层的理由。埃阿斯的疯狂，是孤寂且怀疑的疯狂。为了理解它，我们必须如它那样行为：捡起其线索、承认我们是局外者，进入它的“暗指、歧义、间接牵涉”的逻辑中，而非尝试跟随它明言的论证。
人性自身有可能已经缓慢渗入了埃阿斯，这使得他更仁慈地看待自己的家人、自己高贵的敌人赫克托耳，以及他的盟友兼朋友奥德修斯、阿伽门农、墨涅拉俄斯：因为感受也应当交替，如同季节。仅有一个孤立情绪的人，是不自然的孤独：如果他返回人类社会，他将恢复交替的愤怒与爱意。
但他的话语，也可能是自身已经彻底地听天由命于怀疑及死亡之人的话语：因为，在揭示真相之后，埃阿斯的最大死敌就一直是埃阿斯自己。在他简单、直率的世界中，必须有一个要被消灭的对手。并且，在揭示出他巨大的、可笑的过失之后，羞耻及荣耀要求过失者被消灭。埃阿斯说：“人必须或者荣耀地活着，或者荣耀地死去；那是勇敢者的责任。”我们要做的，是确定：这个人是否是一个人——因为使他活着或死去的那些法则仅仅牵涉他，而非牵涉一个团体、一个情绪纽带。
这个悲剧很快使我们清楚：那剑必须被埋入海滩中，以便某个事物（不是一个人，而是海岸，即大地、人在死去时所返回的自然）会牢牢地握住剑柄——当埃阿斯跑向它而刺穿自己之时。剑的剑柄必须被埋葬，以便后来埋葬剑的主人。到这时，我们知道，先前对那些全部交替之物的颂词，都是颂扬有限性，但也是颂扬死亡。埃阿斯已经独自伴随自己的死亡，并且看到身边只有短命之物。
当英雄沿着海滩走开，一位信使到达。他提醒我们：事物的短暂性也可能是一件好事。先知卡尔卡斯（Calchas）曾说：雅典娜像其他神灵的情绪一样易变，她的盛怒将仅仅纠缠埃阿斯一天。如果他在今天苟且活着，到明天他就将自由。
今天，女神仍然愤怒，因为埃阿斯冒犯了神灵们。当他离家时，父亲曾催促他：“我的儿子，要渴望凭借长矛获胜，但是要始终凭借神灵的帮助去获胜。”而当时他的回答是：“父亲，凭借神灵们的帮助，微不足道的人也能够赢得胜利；我自信于即使没有神灵，我也能够赢得荣耀。”而在一场战斗中，他对前来鼓励他的雅典娜说：“女神，去帮助其他希腊人吧！我就在那里，敌人不会过去。”这些是人性手段之外的意念，一位神灵无法接受它们。
结局到来得非常迅速。傍晚之前，埃阿斯把剑和自己的命运埋入海岸。他向海滩及身边的自然告别：他没有向自己的同伴们说再见。他请求神灵们让他的兄弟透克洛斯（Teucer）找到他的身体，并让阿伽门农及墨涅拉俄斯受到惩罚。然后他杀死自己。怀疑、孤独、唯一的目标是追求在战争中卓越，这些使埃阿斯的心理千篇一律：甚至在告别人生时，他仍然希望别人死去。
赫克托耳曾尝试让生命对抗死亡。在严酷的史诗世界中，赫克托耳是最有人性的。他是强大的，凭借其利剑而非常强大，但他握剑时，他有感受。在《伊利亚特》（Iliad）的勇士中，唯有他的战斗不是为荣耀，而是为保护特洛伊城——其女人及孩子——免于希腊人可能带来的杀戮。赫克托耳没有幸存，但他的感受继续存在，因为他击败了孤，以及与之相伴的怀疑。因此，赫克托耳的剑是一个巨大象征。但是，埃阿斯把它的剑柄插入大地，把它的剑身插入自己的胸脯：他倒转使用那把剑。在每个时代的偏执者中，象征性过程的逆转，都是一个悲剧性重现：在装备有怀疑的心理中，象征的创造力变为破坏性、“生命赋予”过程变为一个死亡过程。历史比精神病学提供了与此有关的更多证据。
埃阿斯重新获得其荣耀，但自杀了：他藐视别人的注意，而在过去，当他极度想被赞美时，那或许是他无意识所寻求的。在《伊利亚特》中所描述的决斗中，埃阿斯与赫克托耳被二人的死亡命运联系在一起。赫克托耳被归入特洛伊人，这些人注定要被击败及杀戮；而埃阿斯，则由于他拒绝认同注定要成为胜利者的希腊人。
他们所交换的礼物，变为死亡的附属物。赫克托耳的剑，曾用来保卫特洛伊城的孩子的生命，现在为埃阿斯带来死亡。而阿喀琉斯从被击败的赫克托耳的身上夺去了埃阿斯的腰带。他用它把那特洛伊英雄捆绑到自己的战车上，使英雄成为一个凯旋动物，然后拖着他疾驰，如此折磨他至死。
剧终之前，还有几个场景。埃阿斯的同父异母兄弟透克洛斯出现，来安排神圣的葬礼。塔美莎伏在自己所爱之人身上，绝望地大哭。对这个无力去爱的人，我们也感到怜悯，几乎感到爱。如果他不去公然反抗神灵，而去尝试拥抱人们，又会如何？但或许无人曾拥抱他，即使是象征性地拥抱。透克洛斯惧怕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埃阿斯的父亲忒拉蒙（Telamon）：“他甚至在快乐时仍不能够笑。”于是，我们开始感觉到：这个巨人是在何种冷酷的家庭中长大的，何种情绪之冰霜滋养了他的怀疑，使得他成为一个情绪侏儒。
阿伽门农回忆起：造就出一个男人的，是心理力量，不是身体力量。他试图阻止圣葬自己的兄弟墨涅拉俄斯——墨涅拉俄斯曾想杀死他们。让狗和鸟禽撕碎他！
这时，只有奥德修斯，即埃阿斯最强硬的对手，出面干涉。奥德修斯知道：死亡在等待他们每一个人。在它面前，葬礼是最后的脆弱救赎。他意外仁慈地恳求不要拒绝给他这些仪式，并说服那两个希腊人不冒犯死者、不冒犯死亡本身。
中文序：偏执狂，人类的噩梦
偏执狂，人类的噩梦
“偏执狂”，普遍而又特殊的精神疾患，已带给人类无限灾难。
说其普遍，偏执狂之偏执与妄想确属常见，即使对于尚不明了的“偏执狂”，人们也早已不以为然；说其特殊，是因为临床诊断称其为“罕见”，病因不明但又早已侵入至人格失调（偏执性人格失调）、精神紊乱（偏执性精神病）和诸多妄想症（偏执迫害妄想）之中。
于是，普遍而又特殊的偏执与妄想、迷失性偏执与迫害妄想，以及过度的强迫、恐惧、嫉妒、猜疑、自恋、自欺、自大等，衍生为一种“偏执狂”。然而，偏执狂，又不仅仅是个体的临床疾病，一些典型的偏执狂，例如希特勒、斯大林，其个人的偏执与妄想已祸害人间，如恶魔乱世，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噩梦降临。
不管怎样，我们都需要对其进行了解。不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都可能受偏执狂的奴役，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社会成员。
而这正是鲁格肇嘉在其《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中的努力。作为资深的心理分析师，鲁格肇嘉从临床入手，去探索偏执狂的心理原型，溯本求源，以揭示其在文化与历史深处的存在，同时面对现实，剖析偏执狂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
“偏执狂”（paranoia），来自希腊语“παρ?νοια”（疯狂），由古希腊语的“παρ?”（para）和“ν?ο?”（noos）组成，前者具有“偏离”“旁边”和“超出”的意思，后者表示“心智”和“思想”。于是，所谓“paranoia”要表达的本义，是“心智的偏离”。后来，“paranoia”成为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的专业术语，也即我们目前所用的“偏执狂”。
鲁格肇嘉在书中的“自序”，是从古希腊的剧场开始的。“借助神灵，无名小卒也能凯旋；既无神灵，我自信也能获得荣耀。”这是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在表达其超凡壮志。正是埃阿斯，成为鲁格肇嘉分析偏执狂的重要原型。由狂妄自大折射自卑，滋生嫉妒和猜疑，激发报复之心，导致滥杀无辜，在自恋中迷失自己，以至于精神错乱而自杀身亡。
在《埃阿斯》的悲剧中，已在酝酿后来偏执狂的雏形。自我欺骗，一意孤行，偏执狂的陷阱也由此形成。
希特勒与斯大林，是书中所分析的重点个案。他们有着偏执狂的共同特点：自恋、自大，嫉妒、猜疑，僵化、冷酷，充满偏执妄想尤其是迫害妄想，貌似适应良好但内心总是阴影笼罩。然而，本书不仅是对其个体病理的分解，而且是对其“主义”与社会影响，或称之为群体偏执狂的剖析。在鲁格肇嘉看来，相对于个体偏执狂，群体偏执狂更属一种变态行为，类似于所谓“文化大革命”，疯狂破坏文化与文明，残酷消灭臆想中的敌人，不管是其作为一个种族还是一个阶级。例如希特勒要消灭犹太人，斯大林要消灭地主或资产阶级，波尔布特要消灭其红色高棉的反对者，手段残忍得无以复加，都几近种族灭绝，犯下极端的反人类罪行。然而这种社会的偏执狂行为，往往披上貌似被群众认可的仪式或群众运动的形似，遮掩其本来的罪恶。偏执狂的妄想也被称之为迷失与蒙蔽，一种自欺欺人的迷失与蒙蔽。希特勒曾提出“千年德国”的展望，极力宣传其存在与延续的合理，但所谓千年只是画饼充饥与自我欺骗。鲁格肇嘉在书中说，“他没有时间去等待时间，并且，他凭借暴力而泯灭了时间。他的12年统治只是1小时，白痴的1小时。”如同所有的说谎者，偏执狂似乎也知道等待和时间终会暴露其欺骗本性。斯大林也是如此。斯大林的偏执狂是有临床背景的。1927年，斯大林曾约见当时俄国最著名的神经精神病学家弗拉基米尔别赫捷列夫（Vladimir Bekhterev），会谈后别赫捷列夫告诉其助手：他极为忧虑，因为国家领袖患有一种严重的偏执狂。悲哀的是，从那以后，别赫捷列夫便消失了，不仅莫名死去，而且从书籍期刊上消失，不仅他的名字不再出现，已有的也被替换，从此被销声匿迹。
偏执狂大多标榜自己的优越性，不管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以及波尔布特都是如此。但是，这些偏执狂，受其系统性偏执妄想，尤其是迫害妄想和自大妄想的驱使，都几乎绝望地纠缠于自己所臆想的敌人或敌对势力。他们知道，如果没有他们所臆想的敌人，则自己和自己所攫取的权力就不复存在。所谓“阴谋论”，凡事存在阴谋，便是典型的偏执狂逻辑。同时，偏执狂也有其“迫害妄想的投射”（persecutory projection），一种分裂性的投射，将其自身的恶行归咎于其臆想的敌人，试图证明自己的正当以逃避罪责。于是，所谓阶级斗争甚至种族灭绝便堂而皇之大行其道，以至于人性泯灭、良心尽失、灾难无穷。从鲁格肇嘉的观点来看，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临床范畴扩展至历史事件，我们将恐怖地发现，在最近的百年中，整个世界都不时遭受“偏执狂大流行”的影响，不管我们是否看到，是否意识到这种影响。
尼采在其《善恶的彼岸》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个体中，疯狂是一种罕见事物，但是在团体、党团、人群、时代中，它是惯例。”或许，类似的疯狂，偏执狂的疯狂，唯有放大或凸现的时候，才会如此触目惊心，犹如人类的噩梦。
然而，更需要当代人反思的是，书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将不把偏执与妄想视为一种疾病，而是视为一种“在场”于每个人之中的可能性。这个心理特性或许也能够出现在任何日子里、任何人身上。它是我们内心的“小希特勒”。
作为荣格心理分析师，鲁格肇嘉在这里是将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原型理论作为剖析偏执狂的方法与应用。如同开篇就描述的埃阿斯，以及书中重点剖析的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这种与“原型”（Archetype）有关的表现。而所谓“小希特勒”，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一种“阴影”（Shadow），可能隐藏于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由于我们（意识自我）不愿意面对它，不能正视它，或没有勇气面对它，甚至没有勇气承认它的存在，于是，它就成为我们内部的阴暗存在，阴暗心理的聚集，伺机而动。也如鲁格肇嘉在书中的分析，轻度的偏执与妄想，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实属常见，它就在大街上而并非是在精神病院中。这样的偏执与妄想潜伏于很多人的内心，比如凡事找借口，拒绝承担责任，总是把错误与恶行归于别人，还比也如缺乏信任、凡事猜疑、自恋自大、自欺欺人……其背后，都可能与潜在的偏执与妄想有关。
鲁格肇嘉在其著作中要梳理与分析西方历史与文化中的偏执狂起源与影响，他也坦承，对于有关的东方背景他尚不十分了解，为此我们也多有交流。我告诉他，既然用了荣格的原型，那么，《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的心理分析，同样适应于东方背景的社会与文化。在我看来，从夏桀、商纣到秦始皇、朱元璋……类似的偏执狂本来也存在于中国文化之中。或者说，我们的文化，同样具有滋生偏执狂的土壤。历史中的偏执狂也不仅仅是历史，而是延续的生活现实。于是，我们也就遇到一个问题：如何去面对内部的“小希特勒”或“阴影”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在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存在两头狼，一头代表贪婪、强迫、嫉妒、猜疑、自恋、自大、偏执与妄想，另一头代表责任、勇气、宽容、善良、自知与自觉、理解与智慧。而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是，哪一头会长大呢？曾有智者回答：“长大的是你去喂养的那一头。”
据说，这是一位年迈的北美切罗基人在向其子孙传授人生的真谛，其中已包含了心理分析的奥秘。
若是说压抑和束缚导致了精神疾患，正如精神分析早期个案所揭示的事实，那么，表达与自由（例如自由联想法）便是治疗的努力；若是说冷漠、贪婪、恐惧导致了人格分裂，那么，亲情、宽容、勇气便是一种治愈；若是说自恋、自欺、自大孳生了偏执与妄想，那么，自知、自觉、自明便是疗愈的希望。
在我的微博（@荷永）上，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置顶：“魔鬼同上帝在进行斗争，战场就是人心……”何去何从，唯其自己。
我与鲁格肇嘉是挚友，曾一起在瑞士爱诺思（Eranos）东西方文化圆桌会议演讲，旨在发挥心理分析之社会文化的意义。我也曾为其《父性》撰写序言，自其出版以来已产生广泛影响。他的这本《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是对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的纪念。莱姆金以其对“种族灭绝”（genocide）的研究，促使联合国通过历史上第一份人权公约（1948）。维护人权，尊重生命，防止极权暴力的灾难，鲁格肇嘉是在心理分析领域继续了莱姆金的努力。《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的出版，就是为了防止人类偏执狂噩梦的重现。在这种意义上，这本《偏执狂》便是一部醒世录。
申荷永
心理分析师（IAAP）
沙盘游戏治疗师（ISST/STA）
IAAP 暨ISST中国发展组织负责人
第十一章向西，再向西
第十一章向西，再向西
你与你所埋葬的这些野蛮敌对者有云泥之别。你的敌人来自一个奇特的种族——人类与猿类的杂种。如果文明继续存在，我们就不得不坚持到底。我们必须灭绝这些日本人。
——托马斯布莱梅（Thomas Blamey）将军
1942年12月25日
如果在战时对平民生命及财产的任意破坏仍然是非法的，那么，在太平洋战争中，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仅有的近似于纳粹领袖指示的手段。
——拉达宾诺德巴尔（Radhabinod Pal）
在东京战争罪行审判上的发言，1948
对一个低劣种族的战争
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变本加厉的继续。然而，在太平洋进行的则是另一场战斗。以上两段引言的第一段证实了这一点。对于美国及其盟友（布莱梅是澳大利亚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边疆冲突、印第安战争和种族之间战争的继续，它在全体人民的无意识中，经常调动起一种偏执的不信任及种族灭绝的冲动。今天，这看起来几乎难以置信。但是在战争期间，人们或多或少都会同意。美国海军上将哈尔西（William F. Halsey）曾经说：“仅有的好日本佬是一个已死了6个月的日本佬。当我们到达东京，我们将在东京的曾经所在（“where Tokyo was”，暗指东京届时已消失）举办一场小型庆祝会。”他从不曾放过任何机会，称日本人为“愚蠢的动物”或“猴子”。
不断向西推进边疆，曾一直是美国历史上不变的特点。当针对日本的战争开始时，美国的外围已经到达夏威夷（这场战争之后它确实被归入美国，成为联邦的第50个州）。凭借战斗，边界一个岛屿一个岛屿地逐渐逼近日本群岛。
不同于意大利人和德国人，日本人被描述为这样一个种族：不仅与众不同，而且与文明甚至人性格格不入。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期间，不同于德裔或意大利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全体被限制到集中营里，正如保留区里的印第安人。他们不是承担个人责任，而是承担“遗传”责任，对他们的拘禁是一种预防措施。从太平洋寄给菲尼克斯市（Phoenix）女职员的日本人颅骨，以及战后收集人类遗骸的习俗，都有直接的先例，像华盛顿军医博物馆（Army Medical Museum）这样的官方机构收集“印第安人”颅骨。19世纪后半期，它从驻守边疆地区的士兵那里得到了2000个。
在西征期间，剥头皮（scalping），即从被击败的敌人脑袋上割下一部分带头发的皮肤，是惯例，土著人和白人都这样做。通过割取敌人身体的一部分，使其去人性化，意味着他如同一个动物，其遗体是战利品，可以用来做家具。在太平洋战争中，人体部分的清单变得特别冗长：美国人割取手掌、眼睛、颅骨、带发头皮、金牙，以及死亡的日本人的其他东西，有时甚至取自活人。骨骼被制成饰物。用日本人骨骼制做的一把裁纸刀被作为礼物送给罗斯福总统（他拒绝了）。
同盟国在欧洲前线的宣传，主要谈及纳粹主义及法西斯主义，不攻击任何德国人或意大利人，但在太平洋战争中，则使用贬意措词“日本鬼子”（Jap）。欧洲的宣传招贴画所描绘的是纳粹—法西斯主义领袖或希特勒本人或墨索里尼本人，而在太平洋战争中，则用非常显著的种族特征描绘“日本鬼子”。这种讽刺漫画故意混淆人类形象与猴子形象。
不同种族之间的战争，全面战争
日本人几乎不理解战俘的概念，因为在他们的军事伦理中，你要战斗至死。对于被杀死者，敌人要向他致以无疑充满矛盾的敬意。另一方面，他们极为藐视任何投降者。为什么？在太平洋战争中，每有一个同盟国士兵被杀死，就会有4个同盟国士兵被俘虏。与此对比的是，每有一个日本士兵被俘虏，则有40个日本士兵被杀死。所以，同盟国士兵被俘虏的概率是日本士兵的160倍！顺便一提，这个极为引人注目的数字似乎推翻了人们认为日本人杀死任何投降者的成见。然而他们自己战斗至死，有点不容易解释为什么。他们所受到的服从及自我牺牲的教化，无疑远远多于西方人。但是，偏执狂宣传必然在其中扮演某种角色，还有同盟国格外残忍的传闻：84%被俘虏的日本人相信他们在投降后会被杀死。
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所使用的口号也是边疆战争的延续。所以，美国军队最终不如在欧洲前线那样自律，而是像在美国的远西区那样残忍。常见的做法是杀死俘虏、伤兵、医院里的病人和救生船上的幸存者。如同第7章及第10章开头所提及的：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了惩罚德国，对德国潜艇的攻击已经扩展至对全部船只，甚至驶往英国的商船。伍德罗威尔逊在给国会的战争咨文中，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这点：
有一瞬间，我无法相信：至今都同意文明国家的人道主义政府事实上会做出这种事情。现在的反对贸易往来的德国潜艇战争，是反人类的战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事领袖也对人性宣战。他们认为，击沉驶往日本的任何船只——甚至医疗船，都是正常的。
海军少将罗伯特卡尼（Robert Carney）坦率地声称：“我们与日本人的一些医疗船发生冲撞，有些船沉没，另一些无法识别，还有一些因为毗连真正的军事目标而遭池鱼之殃。”总之，他相信它们的沉没无关紧要。但是无论如何：
过分担心这些事件似乎是不必要的高尚。日本人的医疗船无疑被用于非法目的，它们是在治疗我们最初攻击中未杀死的人。被治好而复职的任何人，都可能让我们许多人付出生命。
如同希律王对待那些可能长大成人的儿童，这个海军少将预防性地对待可能恢复的伤病者。对于卡尼来说，攻击医疗船是必要的“先发制人防御”。他是第三舰队的指挥官，但他研究了费德鲁斯（Phaedrus）寓言中的战略。狼对羔羊说：“我要吃掉你，因为无疑你诽谤我。即使你不曾，在将来你也可能诽谤我，所以无论如何应该撕碎你。”医疗船所承担的错误，可能来自“循环论证”的起源，也可能是它的结论，随便你怎么说，就不要让它们浪费时间了，因为卡尼已经决心杀死船上正接受治疗的病人。
带着结束战争的观点，“好的德国人”与纳粹分子被区分开。然而在太平洋战争中，先前的种族主义刻板印象仍然流行，正如过去习惯于说的，仅有的好印第安人是已死的印第安人。现在关于日本人，也有同样说法。
甚至40%的美国随军牧师相信：杀死被俘的日本士兵是合法的。一位心理学家的任务，就是设法排除杀死了无防卫俘虏的罪责感。 194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一半美国士兵不假思索地接受命令，他们相信为了实现和平有必要杀死全部日本人。
新闻媒体所报道的公众人物的说法，显然无法构成一项实际的计划，却能打动头脑简单的人。依据总统儿子艾略特罗斯福（Eliott Roosevelt）的说法，约一半日本人需要被消灭；依据海军上将哈尔西的说法，是大多数日本人要被消灭；依据军事人员委员会主席的说法，是每个日本人要被消灭。甚至在纳粹德国，也从来不曾有人希望有一次种族大屠杀。偏执狂前后摆荡地放大了信息。这些威胁性的美国幻想，被进一步鼓吹，到达日本而成为谣言。似乎不可能想象到更夸张的东西。但是，更匪夷所思的“传闻”在日本流传着：同盟国在消灭全部本地居民之后，会只留下5000个漂亮女孩，她们将充当旅游者的导游——他们会把那个国家改造成一个国际公园。
先发制人攻击的错误盘算
是什么不通情理的逻辑，导致日本去攻击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同时攻击地球上其余的一半？日本无疑正在扩张，并且已经拥有相当现代化的军备。但是它仍然只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强国，无法与德国相比，更不必说美国。甚至在战争开始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就是日本的10倍。况且美国还拥有巨大的潜力。在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一半。日本与美国作战，但同时也与大英帝国作战，与他们之间的每个国家作战——比如泰国、法属印度支那、荷属印度尼西亚。英国确实在很远的地方，但是在亚洲，它在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驻军，仅仅在印度就召集了250多万士兵对抗日本。
此外，当日本攻击美国时，他们已经陷入一场似乎永无休止的对抗中国的战争中，中国当然不是一个现代对手，但其巨大的人口及领土，使得在10年之后，日本仅占领了其一小部分。所有新的前线中，日本仅在中国的前线就持续派遣了一半多的兵力。总之，日本不断用其右手与中国作战，同时用其左手对抗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亚洲的其余部分、大洋洲，以及各殖民帝国。产生这种侵略妄想的原因之一，在于统治者的军国主义膨胀，但也在于包围妄想（the delusion of encirclement）。
不是每件事都是偏执妄想。在20世纪，日本殖民了几个亚洲大陆上的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鼓吹这是日本的自然扩张，但它对自己是一个群岛国家也非常有自知之明。几个世纪中，它因一种与众不同的感受而自豪，也因一种与世隔绝的感受而自豪。这种“分离”感，在任何意义上，都非常不同于西方。“分离”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我们今天所称的歧视及种族主义，虽然不同于欧洲和美国的情形。长期以来，日本既不渴望新财富，也不渴望进步，它只渴望稳定。
隔离的不可能性
1853年，美国海军的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C. Perry）出现在东京湾。他展示了自己四艘巨大军舰的大炮，向日本提出一系列要求，这是无意识地重复了西班牙人的占领声明。就这样，他一枪未发地赢得了第一次太平洋战争。当佩里到达时，日本已经拒绝与世界的所有关系长达两个半世纪。船只建造被禁止。半封建的政府只拥有对付内部问题的武器：少量的古老火绳枪，除此之外，他们已经恢复使用刀剑。日本给予佩里他想要的一切，并开放国际贸易。这是不可避免的。
从那时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日本仿效了西方，在不到一个世纪里，几乎就要赶上他们了。日本的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就帝国政策而言，它仿效了美国的西进扩张及欧洲向非洲的渗透，向亚洲大陆派送军队并且殖民。但是，它无法解决地理环境的问题：它仍然是一个群岛。由于缺乏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现在它还是依赖航运。它的整个对外政策就是基于对航运封锁的恐惧。美国反对它新的占领，于1941年7月切断了对日本的石油供应。
包围的恐惧
同年11月16日，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发出一份被视为最后通牒的外交照会，冻结了在美国的日本财产，要求日本从中国及印度支那撤出全部兵力。这时，如同我们在各种情境中已经看到的，“绝对的轻率”笼罩着军队。帝国海军指出，即使舰船不行动，它们也每小时烧掉400吨燃料。如果没有新的供应来源，储备燃料仅够维持6个月，所以战争越早爆发越好。这个表面逻辑否认了一个实质性的事实：日本约1/3的进口，包括石油，都是来自美国。荒谬、骄傲的惯性推动他们去打击自己最依赖的敌人，给自己的脖颈套上了一个套索。有必要迅速开始战争，但由于缺乏持久战争的资源，也有必要更迅速地结束战争。
美国舰队确实展开了包围圈。日本军事指挥部的偏执不在于猜测到这一点，而在于幻想能够用军事行动打破它。如果日本指挥部无法通过发动对中国的战争而在大陆获取足够的原料，面对倍增的敌人，它又如何能获取它们？偏执狂不仅用全能这种偏执通常所带来的结果蒙蔽军方，而且也因为它们的荣誉信条使他们的推理僵化。军队首领东条英机（Tojo）不仅确信会获胜，而且认为如果不发动战争，日本会在仅仅两年或三年内被征服（所以他把美国的政策视为针对他国家的阴谋），而如果发动战争，就会有更好的机会、更持久的前景。
基于轻率的战略
日本不加选择地在全部前线上发动进攻，没有任何真正的长期占领战略。这么做把偏执狂领袖的不幸推向了极端。进展如此迅速，使得发布命令的指挥官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在供应方面。它的成功是基于一个严苛的计划：简单、无休止地重复进攻。由于明显的地理和经济原因，这场战争的目的不可能是征服整个大英帝国和美国，而只能是达到这样一个阶段：部分地占领有可能通过谈判得到他们的承认。尽管如此，战争开始时并没有任何真正的计划，政治始终是军事集团的人质。它表面的力量存在真正的弱点，不仅是战略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占领的辽阔地域使得无法防卫），而且是心理上的。荣誉规则对于军事集团来说是神圣的，涉及深刻的僵化，这恰恰背离了与敌人达成某种妥协并且尽可能摆脱战争所需的灵活性。
日本人要靠自给自足来发展的理想是不切实际的，2011年的海啸及其核电站的脆弱都表明这一点。即使在当时，确保这个国家获得必要能量资源的仅有方式也应当是对话及商业谋略。如果将经济和技术发展灵活地结合在一起，那么即使缺乏原料，也能够把日本带向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繁荣。就像在1945年之后所实际发生的，日本走上了那条道路，于是很快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其人均生产值甚至超过了美国。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基于扭曲的心智所形成的外交政策妨碍了这种明智的远见。日本被想象为具有无与伦比的“精神”。这种优越感是其国际扩张的坚定的深层次假设，但是也恶性循环地成为要实现的目标以及保障它的手段，甚至纳粹德国也关心如果日本胜利了，可能会做什么。
以不得当且无耻的方式发动攻击，使事情变得无以复加地糟糕。就在袭击珍珠港之前，美国政府应当会收到一份最后通牒，紧接着应当收到一份宣战书。但是，在炸弹已经开始落下之时，美国政府才刚刚收到前者。经历了过度保密和不信任，在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馆除了一份密码电报的线路外，其余的已经全部停用。工作人员被减至最少。宣战公告最终准备好。但是对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约见，日本大使野村（Nomura）又因为迟到而不得不打电话向赫尔道歉。
我们已经看到，偏执狂领袖是如何凭借自己的闪电攻击，突然袭击对手并且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这在短期内使得他看上去似乎不可被征服，并且使追随他的群众的偏执迅速倍增。希特勒就是那样，但日本军队甚至更令世界惊讶。他们不是像德国那样每次在一个前线上实施“闪电攻击”（Blitzkriege），而是在全部前线上同时突破。他们在珍珠港击沉美国舰船的同时，也正在香港和马来西亚登陆，然后把美国人驱赶出菲律宾，占领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太平洋诸岛屿，甚至到达阿留申群岛——美国阿拉斯加的天然延伸部分。
突袭圆满到极致。以新加坡为例，这个岛屿筑有防御工事，军事专家认为它几乎坚不可摧。然而日本人不是从海上来，而是从另一边到来，那里不很宽的海峡把这个城市与大陆分隔开。没有人料想到他们会从那个方向来，因为如果他们从北向南而来，就首先不得不穿越马来西亚，那里被森林覆盖，只有很少的道路。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每个日本师团都为自己的士兵提供了秘密武器：6000辆自行车。士兵每天骑行多达20小时，当他们到达时，许多人几乎都无法行走。但是，有偏执的传闻为他们开路：几千人骑自行车的沙沙响声，曾被误认为是远方隆隆的坦克声。虽然日本人登陆时会受到防御工事的扫射，但他们的攻击波并没有停止。如同之前的香港，新加坡仅仅抵抗了几天。军事理论认为，从暴露的位置出发，去占领一个设有防御工事的岛屿，所需要的力量应当是防御方的几倍。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只有3万多骑车的日本士兵，而新加坡驻军可能有10万人，并且有强大的炮兵部队。城市一旦被占领，日本指挥官就要求负责投降的英国代表团升起英国国旗和白旗。那些照片传遍亚洲及全世界。最大的帝国向一支非白人的军队投降。在亚洲人和非洲人的想象中，这意味着欧洲人统治的衰落。尽管日本人后来战败，但这个感知都无法撼动。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